“罗”文化圈
——广府文化源流探究
罗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陈大远
  

    用地名考证历史是徐松石首先提出来的，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提出“那”、“ 都”、“ 思”、“ 古”、“ 六”、“ 罗” 等字地名是一种“倒装地名” ，与现代汉语构词方式不同，称之为冠首字地名，岭南古为百粤族居住地，其古粤
地名的冠首字可以用壮侗语解释。“那” 字意为“田”、“ 水田” 。罗字比其他文字的使用，意义稍为复杂，它有一小部分与“那” 字通，即田字的意义，有一大部分与“六”字通，即山地的意义，又有一部分乃指姓氏上的罗姓（来自战国时期一个善于捕鸟捉雀的部族），更有一部分等于僚字。
    广西学者根椐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命名一个“那”（ 纳）稻作文化圈，将北界云南宣威的那乐冲，南界老挝沙湾省的那鲁，东界广东珠海那州，西至东南亚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等地都归入同一个文化圈，主要文化特征：语言同源，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 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使用双肩石器，制造和使用铜鼓等。
    但有一个现象，“那” 字地名未能涵盖两粤。“那” 字地名多出现在两粤滨海地区，而在珠江干流和南江、贺江、郁江等流域地区较多出现的是“罗”字地名而无“那” 字地名，在“那”字地名区域也无“罗” 字地名，仅在两个区域之间的交错地才会分别出现这两个字的地名。尽管两地同属于农耕文化区域版块，亦同时具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特征，如使用铜鼓，使用双肩石器，以蛙为图腾等，但由于地域因素的不同，原始文化特征的差异等，两个文化圈的文化特征仍有较大的区别。在一个农耕文化的研讨会上，我的论文《“罗” 文化圈——岭南溪峒农耕文化试探》首次提出“罗”文化圈的命题，也引起岭南学者的关注。徐松石指出：
    罗字地名以旧肇庆罗定州梧州等州府为最多。如高要有罗郁岗、新兴有罗陈山、四会有罗湖铺、高明有罗林村，阳春有罗银、广宁有大罗山、德庆有罗茅、封川有罗练、开建有罗求、电白有罗笠、信宜有罗马岭、临高有罗喝山、罗定有罗镜墟、云浮有罗沙墟、郁南有罗旁墟、南雄有罗佛寨、阳朔有罗富、柳城有上罗、罗城有小罗、武鸣有罗谙墟、平乐有罗榨山、恭城有罗带、昭平有罗丹、苍梧有罗贡、藤县有罗悦、容县有罗杏、怀集有罗孔、郁林（玉林）有罗擎、桂平有罗播、平南有罗掩、贵县有罗文、横县有罗凤墟。其中以罗定最为密集，有数十个之多，往外逐渐小，从西江上溯，到贵州只有罗平、罗甸等个别地名。
    从罗字地名划出来的文化带正好处在珠江中游地区，其中心在西江流域的贺江与南江之间，地理位置是岭南的中心，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曾有学者指封开是广府文化的源头，粤语是从封开土话演变而来的）。“罗” 字地名出现较多的地方，从父系社会便开始形成一个文化圈，它的大至范围，正好与今天讲粤语方言（俗称白话）的地区相吻合，我把它称之为“罗” 文化圈。民俗和地域的差异造成了岭南的多元文化，形成了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广府人受海洋文化影响较大，是本土文化惯性力量和外来文因素不断影响的结果。人们在讨论广府文化特质时往往强调它的共性，如：“不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 ，“开放、务实、兼容、进取、适应性广泛、生命力特强、处事精明、灵活变通、追求实效”等。但在探讨“罗” 文化圈的文化特质时，更多的是研究它的个性。
    就自然环境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历史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那”（ 纳）稻作文化圈与“罗”（ 六）水旱混作溪峒文化圈的差异越来越大，“那” 文化圈成为后来的壮黎文化；“罗”文化圈成为后来的广府文化。在“那” 文化圈中着重的是壮黎文化（原来从骆越，俚族文化演变而成）研究；而“ 罗” 文化圈（原来的西瓯，僚族文化演变而成）更多的是研究当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融合的全过程。今日广府文化地区，仍处处留有民族融合的印记，其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的开放、包容性特质，风俗习惯等仍可在“罗”文化圈中找到，可以说，广府文化的形成，它的源流，我们可以从“罗” 文化圈里找到证据。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文化圈的差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寻找更多的广府文化特征和广府文化地区民族融合的轨迹。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固名为“雒民”。“ 雒田” 即为“那田” ，“雒田” 并非是利用海水灌溉的田，而是指古代交趾人在滨海地区潮水涨落处开垦的田，他们利用潮汐顶托，江河水倒灌而淤河成田。从“潮水上下” 到 造田种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一. 要有海潮顶托；二. 要有上游河流夹带大量坭沙；三. 要有有利的沉积低凹地势。江河出海口的三角洲就是这样围垦而成的，所以冠“那” 字地名的主要在两广滨海地区和湄公河三角洲。雒田基本上是潮沙田，土地肥沃，灌溉方便。
    在“罗” 文化圈内，造田的方式却明显不同，人工因素超过自然因素，原始社会旱地用刀耕火种，早期的田用火耕水耨，还没有像雒田一样的水田，牛耕出现后才有田。从造田开始，就必须依附于水利，与田伴生的为塘，古代称为“榃”， 这个字出现的频率甚高，举罗定为例，冠“罗” 字的地名39个，而冠“榃” 字的地名多达127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因为水塘是溪峒农耕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在“罗” 文化圈内，地形多为丘陵河谷地，地形高低不平，垦造的田必须依地势成高低状，这些峒田是“梯田” 的雏形，大小不一的溪峒稻田，最重要的是灌溉，水是峒田的命脉。而干旱对水稻的危害最大，台风和洪涝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罗” 文化圈内，虽然也有因为江河间洪涝顶托而造成的河水倒灌而坭沙淤积而成的河谷滩田，如南江下游的连滩，贺江、郁江等地都有，但这些田同样受到干旱和洪涝的影响。
    峒是由于溪水切割而形成的，所以溪和峒是并存的，利用溪水可以灌溉峒田，如罗定■（艹上两下）塘镇黄金■（艹上两下），峒长约2公里，溪水从中流过，人们在溪流中筑了6个水陂，将峒面分为7个阶梯，实行自流灌溉，形成自己的耕作文化特色。
“那” 字地名在秦汉时期就出现在史书中，而“榃” 字的出现稍晚，现最早见于广西上林唐代永淳元年（681年）的一块《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刻中。“榃” 字意为“塘” ，但这种“塘” 不同于现代养鱼的水塘，而是用于灌溉的山塘，在当时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建造具有集雨功能的水塘（现代称之为水库），因为暴雨很容易就能将塘基冲毁。最早的塘是利用地下泉水，根椐地形而蓄水成池，以作灌溉用，古时称之为“榃”， 罗定有榃滨、榃濮、榃感等地名。利用地下泉水的塘如罗定著名的龙塘、庙莲塘，面积都在数十亩，超过数百亩的甚少，这些塘久旱不涸，暴雨不溢，是当地溪峒农耕用水的保障。东晋后期，大量汉移民来到岭南，深入到溪峒中，训溪峒蛮族，传播先进农耕文化。峒田从开荒到水稻耕种，有一个历时数年的从生土到熟土的改良过程。到了唐代，新、泷二州（今新兴、罗定）率先使用在新开荒田里放养鲩鱼（草鱼）的办法改良土壤，利用草鱼的食性，将田中野草连草根食尽，又投入草料，用鱼粪改变土质，种稻时已无稗草。这种方法后来推广到“罗” 文化圈内其他地方。先有“榃”后有田，这也是“罗” 文化圈与“那” 文化圈的差异性之一。
    除了土壤，其他如雨量、气温、日照、耕作技术、稻种、生产工具、加工工具、灌溉设施、肥料等物质文化和稻种的选择、培育、播种、耕种、田间管理、收割、储藏、加工等行为性文化、生产习俗、禁忌、祭祀、及对天象、土地、雷雨、江河等自然物象崇拜等观念性文化都有一定的差异。同时延至相适应的居住形式、居住环境、饮食习惯、岁时节日、语言语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从考古材料证明，岭南50至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广西百色台地和广东西南二江的罗定盆地已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珠江流域人类活动分布广泛，尤以“罗”文化圈内较为密集。青铜器时代，西南二江最先接受北方传来的礼制文化，从罗定出土的战国青铜墓葬中可以找到证据。“罗” 文化圈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改变。如率先使用牛耕，使用青铜和铁制农具，同时逐渐融入中汉文化的语言和文字，开始形成独特的广府语系。
南江和贺江被认为是今广府白话形成最早的地方。罗定称“（亻能）古话”、昭平称“地古话” 封开称“标话” ，后来逐步演变成为可以交流互通的“白话”（ 广府语）。而开平、恩平、台山等带“那” 字地名的地区，后来虽然归入广府粤语方言区，但是仍然比较难懂。今“那” 文化圈腹地仍为壮侗语系。五邑地区方言曾与壮侗语系有过一段亲缘关系，我们可以从原始母语找到。在共同语言方面可以看到“罗” 文化圈原始文化的开放性和“那” 文化圈原始文化的滞后性。随着文化的交流，使到“罗” 文化圈不断扩大到珠三角地区，“那” 文化圈逐步缩小。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罗定多佬》，2001年收入我的《龙乡夜话》一书中，内容讲述罗定人不但自称为佬，对人亦称之谓佬，所有男人，不论什么人，除了当官的外，皆可称佬，这是当地僚族人遗留下来的一个奇特现象。后来封开县的一位同行将该文抄去，将罗定两字换成封开两字，变为《封开多佬》，以论证封开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封开是粤语的诞生地”。广东省文史馆郑佩瑗专门研究了罗定的的粤语，她的论文《罗定粤语的研究是南江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已被《罗定春秋》一书转载。除了语音的研究，她举出罗定话中存有不少古汉语书面词语和罗定方言中有不少独具特色的词语。比如称女人为乸，妇女称夫乸，老妇称婆乸，母亲称老乸，恶妇称老虎乸或霸王鸡乸，小女孩称夫乸仔。甚至雌性动物也称为乸，如鸡乸、猪乸、狗乸、牛乸等。男人称为佬，但雄性动物却不称佬而称牯。广东是个开放的地方，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地方方言日渐边缘化，粤语也一直在演化，只有在罗定、香港九龙等地理环境较特殊的地方，很多古粤语词汇才会得到保留。
    榃字作地名在罗定的使用甚多，甚至超过罗字地名， “荏苒”一词，最早是以“奄延”写法首先出现在罗定现存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并序》中。在龙龛岩唐刻还发现100多俗写字和13个武则天创制的文字，说明汉语语言和文字自汉唐以来在罗定地方一直在发展演化。罗定人呼鸟为郎，读音为（罗康切），如白头郎、顶（读东）髻郎、钓鱼郎等。其它如，洗一帕面，服事老人，一只人等等土音土语和称呼。至今罗定词汇中常见，除了榃，■（艹上两下）、（亻能）、等很多字词在辞典里找不到。读音变化也多，如埇字不读（涌）而读（冲）。罗定的语言和文字 “是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 ，从事专门研究者不多，只要深入研究，必有大的收获。
    原始农业对自然灾害无法抗拒，人们祈求于神灵。对于开坛求雨这临渴掘井的无可奈何做法只能偶然为之。每年秋收后，在罗定乡村流行的“禾谷醮” ，这是与稻作有关的农耕文化节。在官方史料文书中，时常忽略有关“醮” 的纪事，有的还将它和庙会的祭祀活动相提并论。庙会在理论上不是醮，庙会只是某个神祗的诞期，有固定的日期。常见的醮有平安醮、瘟醮、庆成醮、火醮四种（今仍流行于台湾、香港各地），醮的最大作用是“保境祈阳，许愿酬还”。一般来说，“醮” 是一个通过道士、和尚为媒介与鬼神沟通的大规模祭祀活动。这种活动曾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在原始社会里，只有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四季平安” ，这是乡村农民经历一年的艰辛，劳作收获后的酬神活动。禾谷醮必须有祭神、游神、调禾楼等内容，也有演戏、演武、对歌等活动。打醮虽然是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有些地方也有官员的参与，巡游时必须以神鼓乐为前导，众官员随后 。
    民间信仰非常盛行多神崇拜，除了盘王、雷王，山溪、古树、奇石、古怪景象，物候等都成为崇拜的神灵。随着客家人的进入，广府文化也产生了变化，更加趋向多元化。乡村中以祠堂、社坛、水井为风俗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罗定乡村俗例，尤重神社和祠堂，各乡村都有社坛和祠堂，每逢喜庆事都要到社坛和祠堂拜祭。社坛祀土地和五谷之神，是村民生存的根基，其次是水井，立有井神，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要饮用井中水，便有了户籍；祠堂是为纪念远祖而立，中间用族谱将两者串联在一起，其迁徙的路线图记载在族谱之中。但是，当地还保留有尊崇太祖婆的习俗，罗定陈氏、黄氏、梁氏、刘氏、张氏、沈氏等大姓都有一座太婆祖坟，其地位较太始祖更为重要，太祖婆多为“芈”、“ 植”、 “莫”、“ 黎”、    “ 胡” 等南方土著姓氏，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罗定双阳驸马的故事是一个凄美的传说，讲述的是一个中原汉人与土著原住民婚配的故事，尽管故事里男女主人公角色转换，但民族融合的主题不变。双阳驸马的故事留下的是神滩庙和将军庙、大人庙。神滩庙是全国非常罕有，仅见于罗定的神庙，大人庙也有几种讲法，并且而融入了传说故事中。在僮语，大即是泰，泰即是地，大人即地人，罗定特有的大人堡、大人庙也可以认作为纪念当地土著主人(地人)的庙宇。这种既纪念氏族迁徙流布又纪念土著文化的形式，是汉文化传入后， “罗” 文化圈的一个文化特色。
    民族融合后的各种文化已融入当地多元文化之中，我在《龙乡夜话》一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婚嫁时，女儿家出嫁前有哭嫁习俗（俗称唱字眼），到了男家时有“数嫁妆”和“振夫纲” 习俗；丧葬时，有路祭、夜祭，路祭时有担幡买水、沿途鞭炮鼓乐齐鸣，谓之风光大葬，夜祭时整夜超度，鼓乐伴唱十二奶娘、行花街等等；葬后有偷山习俗，或将尸骨存于金斗放置于地头屋角，树根竹头，待风水先生选好风水宝地后再进行二次葬。此外节气及农耕习俗，各种忌讳习俗繁多，需作进一步的整理发掘。这是罗定地方文化的大概，从中可以看出“罗” 文化圈的文化特色和它的文化源流。